荆楚社科专家献智献策：传千年文脉 激发文化传承发展的创新活力

发表时间：2025-12-30 来源：湖北日报

荆楚文化史

成果形式：著作

单 位：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

作 者：刘玉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荆楚文化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著作系统梳理其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核，既展现地方文化特色，又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提供鲜活样本，助力增强文化自信、厚植文化根基。

本书率先提出了荆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为全面系统又精准简洁地反映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本书采用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视角，即除重点考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等内容外，还涉及时代变迁的社会背景和生态、移民、城建、商旅、交通等文化事象。

高度概括了荆楚文化的时代特色。荆楚居东南西北之中，当四通八达之会，其历史波谲云诡，其文化异彩纷呈，如史前的滥觞与繁衍、先秦的蓄积与崛起、秦汉的沉寂与复苏、魏晋南北朝的冲突与交融、隋唐的吸纳与辐射、宋元的深邃与雅致、明清的激荡与开新、近代的革故与鼎新，既一脉相承，又各显特色，可谓合则群芳，分则独秀。

凝练了荆楚文化的主要特征。荆楚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格局，既有利于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又能保持强大的精神定力，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从而形成了某些带有共性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尊天重人、尚和贵诚、狂放达欢、兼容并蓄和守正图新等方面。

为区域文化史的内容定位提供了新的范式。一般文化史研究，视角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前者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后者仅限于精神文明成果。如果单取宏观视角，难免失之宽泛，且极易与区域通史一类著述雷同；如采取微观视角，则未免失之狭窄，以致有些文化内容不能得到应有的反映。为此，本书采取了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视角，即以精神文明成果为主，适当兼顾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的物质文明成果，从而为区域文化史的内容定位提供了新的范式。为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作出了新的探索。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具有其独特的个性，本研究科学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为区域文化史研究把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作出了新的探索。

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提供文化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荆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本书撰写出版，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提振文化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提供文化动力。为荆楚文化双创提供文化资源。本书对荆楚文化资源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为荆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资源。

彰显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本书从区域文化史的角度，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本研究把荆楚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的背景中予以考察，进一步凸显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本书通过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凸显了荆楚文化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研究

成果形式：系列论文

单 位：三峡大学

作 者：陈建樾

紧扣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深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助力地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早期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及理论化和体系化提供了重要铺垫，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建立团结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业已出现。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规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苏俄化的深刻印记，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从而形成了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的观念。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创造新理论的历程，始自六届六中全会，而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国家的定位以及民族政策的规划，也是以六届六中全会为枢纽展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十年之所以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民族政策话语体系的指导下对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通盘规划和具体指导的结果。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不仅被列入十大关系之一，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各民族大家庭的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的轫始，这个有别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民族平等的立国之本，也是打造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基石。

本研究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源头。基于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本研究更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两个结合”方面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突破了既有研究的认知。深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两个结合”方面的发展。通过共产国际文献、党的文献，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思考过程，更加清晰地梳理了“两个结合”的观念、理论、政策等方面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该方面的研究。

本系列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论述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和处理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分析，为理解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经验的参考与借鉴。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与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深刻领悟中国革命与胜利的来之不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性，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我们党民族政策百年历程中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既有研究未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以及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与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本研究按时序分别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六届六中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进行研究，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创造新理论的历程，始自六届六中全会等新认识和新观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两个结合”方面的研究。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

成果形式：系列论文

单 位：华中师范大学

作 者：马敏

呼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指示，立足历史学学科特色，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研究范式。契合文化强国建设与历史主动精神培育的中央政策，突破西方史学框架束缚，深挖中华历史文化基因。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系列论文重在凸显历史学研究的本土特色，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演进的内在角度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与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篇文章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出发，详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历史演进过程、道路特点以及对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新贡献，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道路和理论体系，同时还呼吁构建以中国经验为内核的原创性现代化“中国理论”。该文是较早地从历史学角度全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及内涵的学术论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有何历史渊源以及如何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回应了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

第二篇文章提出要利用概念史的方法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以时间维度上的“近世”与“近代”、空间维度上的“天下”“万国”与“世界”、社会维度上的“国家”与“社会”为例来探讨如何整合近代史话语体系，同时指出要把握近代的中西二元结构特性与历史演化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结合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关联及近代社会转型来认识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学术话语叙事范式的流变。该文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建构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而推进近代史话语体系建设则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历史学科的突破口。

第三篇文章从历史的连续性出发，旨在从三个视角探讨辛亥革命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首先，辛亥启蒙与“五四”启蒙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辛亥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连接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的历史链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桥梁；再次，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正式起点，为民族复兴奠定初步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民族复兴事业。辛亥革命作为成果丰硕的学术高地，研究难度较大。该文则从长时段下提出三个崭新的视角，勾勒出辛亥革命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

成果形式：著作

单 位：中南民族大学

作 者：段超、李然、徐红、向柏松、尹旦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该著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从机制、路径等层面提出解决方案，有益于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该著深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构成及其运行要义，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视角，建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用图式呈现了文化传承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环节。作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由传者、受者、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传承场域、传承保障体系等要素所构成，传承体系各要素和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当下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必须重构传承场域，激活传统场域，建立社区、景区、数字空间等新场域。作者阐述了民间传承、学校教育传承、开发利用传承、数字化技术传承、博物馆传承等五种传承方式的内在机理和运行要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要完善顶层设计，要在课程建设、实践载体、制度落实等方面用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沉浸式教育，根据学校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开展教育传承。开发利用传承是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商品或文化服务过程中，自觉地传承文化的过程。它培育出新型市场化传承主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归“日常生活形态”。要科学推进开发利用传承，防止传统文化资源流失、破坏和消解。数字化技术传承就是利用VR、CR等数字技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它具有超越时空、参与主体广泛、有形有感有效等特点，数字化技术传承要不断升级数字技术，避免版权纠纷、文化挤压、过度娱乐化等问题。作者提出，要完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法律制度，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制度、传承人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科学确定代表性名录和传承人，提高传承人待遇，加强传承场所建设和传承人考核，建立传承人退出机制等建议；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增强刚性、加强执法检查等建议。上述建议获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教育部、国家民委等采纳。该著文献资料收集广泛，田野调查工作扎实，提供了很多案例。